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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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书笔记
2023年6月10日修改
本书沿着历史的脉络，以经济制度的变革为核心主题，做一次跨时空的平铺直叙。
序
两个研究工具：
首先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我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
其次是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最独特之处在于，我们是唯一保持了两千年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也是当今世界上前三十大经济体中唯一保持这一制度的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国家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过程。对于专制者来说，想要维持集权统治，必须在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这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
两个有争议的结论：
第一，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年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我们迄今仍有陷入历史的闭环逻辑的危险；
第二，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
大纲
在第一讲和第二讲中，我将讲述中国在完成大一统之前的两次重要变法——公元前7世纪的“管仲变法”和公元前4世纪的“商鞅变法”，管仲的“四民分业”思想、盐铁专营政策以及商鞅在土地私有化、郡县制、户籍制、军爵制上的大胆试验，皆具开创之功，它们分别提供了两个颇为极致的治理模型，如同左右极般地站在后世历次变革的两端。
第三讲“汉武帝变法”是一个重点，在这场长达半个世纪的大变革中，中国完成了帝国模式的建设，汉武帝倡导“独尊儒术”奠定了全民思想控制的基本模式，他围绕产业、流通、货币及财税等核心经济命题，施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其颁布的诸多经济政策为后世所借鉴仿效。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是一位儒生皇帝对汉武帝的极端化模拟，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也是非常短命的古典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讲和第六讲，分别讲述中华文明史上最繁荣鼎盛的两个朝代——唐朝和宋朝的政治经济变革。唐太宗以史上最小之政府造就最强之帝国，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130年后，制度上的缺陷使唐朝难逃“安史之乱”的劫难。宋太祖果断地削夺了地方藩镇的权力，化解了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挑战，有宋一朝在经济制度上的创新为历代之最，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一次转折性事件，是帝制时期的最后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东西方文明也在此时分道扬镳。
第七讲“明清停滞”试图回答这些问题：为什么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中国会掉进长达500年的“高水平停滞”陷阱；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自信的主动决策；中国人在经济创新和科技创新上的能力退化是怎么发生的；“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如何形成的。
从第八讲“洋务运动”开始，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姿态被拽入全球化洪流，重新驶上积极变革的轨道，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输入式改革，其过程痛苦被动，耗尽一代精英的心血。晚清的洋务运动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时起步，却造成完全不同的国运结局，期间发生的两次“国进民退”事件值得后人警惕。
第九讲“两个民国”提供了两个从理念到模式均南辕北辙的变革样本，一个是极度自由放纵的市场经济运动，另一个是以“统制经济”为名义的集权变革，无一例外的是，它们都以失败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实际上已陷入进退维艰的闭环型矛盾之中。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简史，1949年之后的20多年间，进行的是一场意识形态气息浓烈、以消灭私人资本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经取得过辉煌的经济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之后的改革开放则又分为“放权让利”和“集权回归”两个阶段，中国崛起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体制上的种种羁绊又让改革的长期前途显得扑朔迷离。
第一讲：管仲变法
春秋有“五霸”，首霸者为齐桓公，齐国之盛，正是第一场经济大变革的结果，在史学上，后来李剑农依据《史记》、《国语》和《左传》中的记载断定：中国商业之开化，当以齐为最早。
周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黄河中游，而齐国地处偏远的胶州半岛，很像改革开放之初的广东、福建，地狭、滨海、远离中央政治中心，齐国的开国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变法之初，属边远小国。所以，自古以来，弱者就是变革的发动机。中国从第一次搞经济变革开始就呈现出一个鲜明的特点：观念的优先往往比资源的优先更重要。
在中国，儒家孟子轻蔑地把商人称为“贱丈夫”。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极其少数的重商主义者。管仲兴齐，用的正是商人的办法，司马迁评论他的当国之道时曰：“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很有“企业家精神”。
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管仲变法中有一项颇为后世熟知、引起最大误读的政策：“四民分业，士农工商”。
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营造专业氛围，使民众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营造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使子弟从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专业技能。
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自两汉以来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细致的职业化分工及世代相传的制度安排，是中国早期文明领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引起重大误读的是“士农工商”，后人论及于此，认为这是尊卑排序，以士为首，农次之，以工商为末，而实际上，管仲提出的“士农工商”，乃并举之义，并没有先后尊卑之分。
而这样的平等的内涵放在当时环境下，并不是一个很common sense 的认知，设置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非常低贱，金文中“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并列。
管仲的立场则完全不同，他将“工商”与“士农”并列，认为这些人是“国之石民”，他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
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而聊到为什么他当时会有如此先进的理念，与他过往丰富的从商经验离不开，他早已发现工商业的赢利能力大于农业，而振兴商品经济更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他在齐国推行了涉及产业、税收、价格等多个领域的整体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放活微观，管制宏观”。
所谓“放活微观”，就是对内刺激商品经济的发育，对外降低关税，形成“如水归壑”的市场聚集效应，比如单一税，比如隔几十里给商贾攻击草料和饭食。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后世，管仲因此被拜为娼妓业的“祖师爷”，如同鲁班在木匠业的地位。
首都临淄盛极一时的繁华，据计算，临淄的居民人数达30万之多，是当时世界上最大规模、最繁华富足的城市，而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
谓“管制宏观”，就是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综合入手。
管仲的政策是两年征税一次，大丰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饥荒，则免税，一机动税率，明显比孟子的“什税一”要灵活和现实得多。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杠杆来调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在对外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控制商品价格，即“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外国商品的质量高过本国，就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以控制外国商品的输入，如果要鼓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3、盐铁专营